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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7-10-24 19:02:17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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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住房创新|石库门里弄能否改造成“城市保障性住房”(组图)

上海苏州河北岸石库门里弄街区,1945。美国海军航摄:“Aerial views over Shanghai China, F6F over Wangpoo River”, 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档案索引号:80-G-417493, 1945年9月28日。

1945年9月,美国海军飞机(CVG89)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航拍留下了令人若有所思的旧影,这里恰为今天中心城“苏河湾”项目中由华侨城集团执行再开发的地段。图中密集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已经在2010年后被快速、整街坊的全部拆除,画面中央的“慎馀里”被毁更一度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近20年来以拆旧建新而闻名的旧区改造中,石库门里弄是正在消失的上海象征(Shanghai Identity),进而模糊的是对上海快速成为现代大都市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和物质聚集方式的理解。保护石库门里弄的呼吁在1980年代已经渐起,但总的来说,不断产生现实冲击、引发广泛公共关注的是在最近5年。董家渡(沈宅)、慎馀里、建业里、光明村、济南路185弄(逸庐)、安庆路街区(成德里)等,一串还在增加的名单背后,是更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石库门里弄街坊废墟。

上海静安区成德里(安庆路395弄4-9号)建筑群旧改拆迁现场,2016。 刘刚 图

上海杨浦区通北路八埭头惟善里旧改拆迁基地公共艺术墙画,齐兴华作品《杨浦伏龙》,2016。 刘刚 图

石库门里弄的近代城市空间

作为富有上海特色的城市空间,石库门里弄最突出的特征是基于有机形态的私有小型地块自主开发、居住和其它功能的高度混合、以及超高的建筑和人口密度。在急剧扩张的近代城市化背景下,社会需求-建筑商品-资本投机相互推动,导致石库门里弄构造的城市空间呈现出紧凑局促与开放流动并存的格局。以下通过解析一个典型的上海近代石库门里弄街坊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类型,尝试对其七种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定义:

沿街市房和小型商业“市房”曾经是近代上海建筑类型的常用名词,顾名思义,指的是临近街市的小型商业店面。市房几乎包覆整个街坊的外沿,它除了作为城市商业设施,对于那些因辟筑道路而分割零散的沿街小地块(在城市化之前的乡土地块格局基础上),市房因其尺度和间距的灵活以及对异形地块开发的形态兼容,客观上提高了土地利用强度。它的商业功能经历了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中断,自1980年代开始全面恢复。

为招租牟利而建造的一般石库门里弄

作为石库门里弄街坊的主要空间内容,亦作为满足土地投资和住房租赁需求而大量建造的城市平民住房,它们的开发建造非常重视土地利用效率,建筑密度因此非常高,布局也比较灵活。兼之租界市政和工程管理部门从防火和公共卫生出发,针对石库门里弄的基本设施、间距和高度等进行了严格的法规控制,由此固化了这一住房类型的基本特征。

上海典型近代石库门里弄街坊城市空间形态和建筑类型分析图。

主图:上海典型近代石库门里弄街坊城市空间形态和建筑类型分析图,案例地块取自上海黄浦区70街坊(旧法租界125街坊);四至道路:肇周路(东)-建国东路(南)-顺昌路(西)-合肥路(北)。

副图左图: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河道与乡土地貌,“法国租界扩张”(局部),1920年,中国地理和地形学协会测绘;French Concession Extention, Survey by the GeograPhical & Top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Shanghai, 1920。副图中图:石库门里弄街坊内私有地块格局,根据旧上海法租界125街坊地籍图编绘,《法租界公董局地籍册》, LISTE DES LOTS CATASTRAUX,1920,Conseil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副图右图:石库门里弄街坊建筑功能,上海福利出版社《上海行号路图录》(Shanghai Street Dictionary)下册,1947年

为业主自用而建造的石库门里弄公馆

里弄公馆即一种大型的石库门里弄独立住宅。通常由受益于近代城市化发展的殷实人家自有投资、建造及自用,多由城市化之前的旧宅翻建而来,因此与乡土时代的地缘和社会网络保持着特殊关联。此外,作为传世家业,它们不仅工、料远比一般石库门里弄考究,在建筑特征部位的样式选择上亦特别慎重,旨在宣示主家的文化价值观与立场,较之一般石库门里弄出于成本和招租便利的考虑,其样式内涵的文化寓意更为深远。

上海市黄浦区肇周路200弄148号石库门里弄公馆主立面,2014。 刘刚 图

而里弄公馆的价值在于它们是私有地块开发的空间及社会的“核心”,在同一地块内的剩余土地上,主家往往会连带开发、建造以出租为目的的一般石库门住房或小型工坊,从而形成私有地块上的“核心-附生”的建筑组团关系,这是在近代上海城市街坊以下层面的空间-社会一体构造的关键特征。所以,石库门里弄公馆建筑集中体现了乡土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如何向近代建成环境转变,具有特殊重要的城市遗产价值。

街坊内部主要巷道

私有小地块的自主开发模式决定了其必须借助内部巷道来进行街坊空间的次级划分,以解决街坊内部的各个开发单元可达性。这些主要巷道部分继承自乡道交通体系的残留物或被填平的小型河道,部分是各个里弄开发单元自组织形成的公共通道网络。它的存在说明了城市空间构成与建成环境历史的密切关联,以及各个开发单元为了提高系统性的用地效率而进行的开发合作。

公共设施

邻里的公共生活沿袭了江南城镇的传统形式:紧凑、富于娱乐性以及面向基本需求,由此出现小规模的宗教场所、公共浴室和书场等公共设施。但更应注意的是普遍缺乏更具现代意义的公共设施,比如教育和游憩空间等。其原因在于土地资源相对于人口(劳动力)价值的畸高成本,以及城市在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投入和社会公平上表现出的制度性局限,且这种状况延续至今。

里弄工厂及其附属空间

石库门里弄街坊内存在为数不少的从事小型加工制造(以纺织针织最多、少量小五金和日化等)的生产空间,部分利用石库门民居,部分则有专门房屋。后者通常规模略大,及附有简陋的工厂宿舍,并和该地块的土地利用历史相关,往往在城市化之前就已经是生产空间。实证发现,不少里弄公馆在1940年前后亦纷纷演变为包含生产功能的混合空间,显示在土地资源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人们借助功能混合来进一步提高对空间的剥削强度,与此同时则是普通石库门内不断加强的居住过密化。

旧乡土时代的民居聚落残余

由于空间使用者(同时作为所有者)的家族内向性和复杂性带来的再开发不便,部分未得翻建的旧乡土民居基本都成为地缘上的孤立组团,其土地利用方式、形态特征和空间质量与周边的城市化建成环境有明显差异,且使用质量持续降低,进而成为功能较混杂、以及被轻视的社会低下阶层聚集的城市空间片段,并进一步的导致再开发价值下降。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石库门里弄与城市化之前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保有密切关联,而集中的近代房地产开发造成极高的建成环境密度,土地和空间的利用达到极致,且大部分住房的设施标准较低、居住舒适度一般,以及缺乏独立的邻里中心和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对于探讨石库门里弄存废议题而言,这些被完整继承的城市空间特征共同定义了石库门里弄再生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其缺乏空间弹性的密实构成、松散的社区主体性与有限的设施水平等由最初投机开发决定的历史基因则预示了应对发展冲击的先天不足。

大规模住房开发建造的终止

石库门里弄的存废是一个当代话题,但是,分析石库门里弄的“废”,合理的起点并不在眼下看到的“拆除”现象,而是早于1930年代初就发生的石库门里弄的大规模开发建造的终止。以上海城市扩张和住房类型发展演变为视角,可以观察到开发建造终止的原因,并析出与今日之存废困惑的重要关联。

一般石库门里弄房屋的大量开发建造是为了出租牟利。在住房类型开始迅速丰富的1920年代以后,由石库门里弄衍生而来的晚期石库门和新式里弄有效提升了建筑使用质量,但其最初的建成区域却很少发生改良和汰换。1930年代初以后,石库门里弄很快成为一种城市固定范围的存在,一种由相同住房类型聚类而成的城市空间特定类型。

伴随着上海的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社会日益复杂,住房类型——社会分异——空间区隔逐渐呈现出明确对应的空间图景。在1930年代初的建造终止成为思考石库门由盛而衰的逻辑起点,而它之后的演变——从空间使用价值的“降”和再开发视角的空间交换价值的“升”——就成为值得探讨的内容。

从使用价值角度:石库门里弄的领域不再扩大、有组织的翻建改造不再发生意味着它对城市发展的应对是被动的。而从停止建造后直至1990年代,石库门里弄经历了使用强度极限的不断推高,导致建筑和街坊内部几无再可压缩的空间,合并考虑到30、40年代的艰困时局和50年代后新制度下受限的住房维护投入,石库门里弄中的使用冲突只能不断加剧,生活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使用价值则持续降低。

从交换价值角度: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石库门里弄在存量住房中的规模比重日渐降低,与之对应的却是其城市区位的中心性日益突显。1990年代以后,在实践政治的支持下,中心城的城市空间再度为土地投机市场所主宰,这种使用价值的降低和区位优势的突显,带来了再开发吸引力及交换价值的急剧上升。

如果石库门拥有另一种历史——伴随着持续建造的持续改良和领域扩张,在更大的城市范围内满足更多样社会阶层的住房需求。那今天的石库门里弄存废之议或是另一种样貌。

石库门里弄的社会空间特征

从最初到1950年代前,石库门里弄的大部分社会空间是由相互独立的小型私有土地所有者、开发建造者和居住使用者这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定义,这种既分离又联系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城市特征。这一阶段的石库门里弄社会空间表现为:自由流动的租客是主体人群;大规模需求支撑的空间利用持续饱和;空间流入和流出者之间的社会身份大体一致;由房地产权益决定的空间契约是社会个体间的主要联系。

在此期间,无论外部时局如何、也无论整个上海城市空间内部的社会流动情况如何,都未对石库门里弄里的社会状况造成本质影响,所以其内部的社会空间特征日益自我强化,社会变迁缓慢。1929年后,相继颁布的系列法规又突出了“保护租客、限制退租”的管理规则,加之艰困时局下的移民住房需求旺盛和再开发不易,石库门里弄的再开发被实质性终止,社会空间随着物质空间一起固化下来。

1950年代是石库门里弄及其街区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性转折阶段的开始,政社合一与生活集体化等政治运动对石库门里弄的社会空间造成了重大影响。1958年后,人和地点的关系随着户籍制的建立被全面固定下来,石库门里弄中的人口自由流动被迅速终止。虽然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导致的人口迁出释放了部分空间,但缺乏居住空间增量,自然繁衍造成过度拥挤的空间使用局面。另外,在石库门里弄空间中通过建立基层组织和发展集体生活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努力始终受到旧时代因素的微妙牵制,政治组织的不够纯粹制约了社会空间的重构,因而产生了对里弄社会进行持续改造的需求。

1950年代末开始,随着日常生活被纳入国家计划体制的轨道,生活必需品进入集中供给,石库门里弄的社会空间里失去了繁荣的沿街商业活动,只留下少量的国营商业设施。对高密度、世俗化的城市空间模式而言,这意味着商业驱动的、信息多元的街道其扮演的公共空间角色被新制度下的威权机构取代,并从带来丰富社会交往的、与城市广泛联系的商业需求中剥离出去。石库门里弄社会与整个城市社会的分离被继续强化。

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石库门里弄失去了内部家庭组织的完整性和由代际衔接形成的生活方式延续性。这暂时缓解了城市居住和就业方面的直接压力,但对于社会空间自我发展延续的负面影响甚大。97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伴随着种种城市社会和家庭内部冲突的知青返城浪潮,他们的疲惫归来在客观上造成了石库门里弄的就业、社会福利和住房供给的严重脱序,加剧了社会能量的消耗,并促进形成了石库门里弄作为“城市问题空间”的一般社会价值判断。这种状态下,当1980年代商业化重新席卷城市空间后,遭到剧烈内外部冲击的石库门里弄开始全面丧失自我修复能力,逐渐成为功能、环境、人口等意义上的中心城社会边缘空间。

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的上海中心城旧区改造纷纷瞄准这些区位优势突出、改造需求迫切的石库门里弄街区,“基于所有权集中的开发权集中”与“房屋土地的再商品化”为其带来第二次历史性转折。在上海当代城市再开发中,虽然偶有类似前卢湾区44街坊这样的修缮改良式更新个案,但以“开发容积率奖励”为核心特征的旧区改造机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现状的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开始被同时彻底清除。

通过比较石库门里弄与新建居住小区的使用质量差异,一种广泛认识就此形成:石库门里弄的物质和社会主体可以、也应该被计入再开发成本加以翦除,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的双赢,带有福利色彩的改造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被认为不可行。

石库门里弄经历了文化意义上的三个上海:勃兴的早期现代大都市、激荡的社会主义大都市、爆发的当代全球城市。虽然“绝大部分”石库门里弄迄今并未成为法定的保护对象,但将之视为城市文化遗产仍旧是一种社会共识。石库门的命运也宣告了“上海地方性认同的未来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建立在多元族群基础上的全球城市而言,慎重对待城市遗产是理性面对文化分歧、消化价值冲突的途径之一。石库门里弄作为一种普遍的城市情感归属对象,同时作为日渐失去自我维护能力的城市空间,考验着当代人的价值思辨和实践创新能力。

继续作为大众化生活空间的可能性

城市空间的增长、特别是新住房类型的开发一直在削弱石库门里弄作为大众化生活空间的地位。随着加强保护的呼声,现实里亦出现了新天地、田子坊、建业里和步高里等实践案例,并被学界归纳为对应的四种模式。然而这些模式的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它们更像是消费文化和文保封闭体制的窗口,而非房间里的内容。

在石库门里弄的形态、规模、区位和文化等基本城市属性中,由其规模的广大而决定了——大众化生活空间是其功能和身份的不二选择。石库门里弄今日之危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大众化生活空间的脱离,而其再生的机会也在于能否找到具有再生模式普遍性、需求规模适应性的功能定位。沿着这个逻辑很容易发现,通过适度改造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应该计入石库门里弄再生路径的严肃考虑。但事实上,这个方向的探讨仍十分缺乏,而在实践中,以1990年代初前卢湾区44街坊旧区改造为代表的探索模式只是昙花一现。

假定新形式的“城市保障性住房”是石库门里弄成为新的“大众化生活空间”而实现再生的重要路径,则其可行性具有如下多项实际支撑:

首先,基于历史原因,几乎全部的现状石库门里弄均为国有产权的政策性租赁住房,居民为承租人,但在实际的房屋产权交易上又具有准产权人的灰色地位,这种状态与当代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社会性质与产权特征非常接近;其次,居民们是上一轮城市住房改革中被滞后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群体,相关行动具有正当性和迫切性;进而,石库门里弄的存量规模较大、生活配套设施完整,推动房屋和设施改造的直接成本边界比较清晰、城市重构的社会成本得以有效降低;最后,因其中心城的区位因素,在实施成套改造和确权落实后,如果配套的流转管理跟进得当,其内部的良性社会流动可期,这对解决中心城的更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和促进城市活力有重要意义。

如果石库门里弄能够再次成为“大众化生活空间”,这意味着上海未来将拥有的不仅是遗产名义的历史性城市景观,还意味着是当代城市更新与重构的重要成果。但是,为什么“城市保障性住房”在眼下没有成为石库门里弄再生的主要考虑目标?这需要回到城市再开发模式的转型问题上来开展讨论。

城市再开发模式的转型

在以旧区改造为名的当代上海中心城再开发中,政府在大规模拆迁带来的现实收益与不可立见的综合成本之间选择了追求前者,并和市场力量一起直接干预了大规模的空间重建,由此形成以“大拆大建、人地分置”为特征的城市再开发模式。

这种模式与战后美国大城市的内城更新运动及其演变类似,同样的亦引发了基于社会公正、包容性发展、环境可持续议题的批判性反思。但与之不同的是,在城市发展的历史参照系已经全面进化的前提下,我们的城市还不得不面对着社区主体缺失、且转型方向与目标尚未确立的尴尬。

因此,如果以“城市保障性住房”为假定性的目标视角,则石库门里弄的再生与城市再开发模式的转型是否互为条件,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重要问题:

首先,城市空间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不可避免,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修正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既有模式下的石库门里弄旧区改造导致了剧烈的城市重构,新旧替代之间的文化断裂愈演愈烈,粗暴呆板的商业地产自身也陷入衰退,这些都提示了中心城的再发展正处于某种临界状态。而以倡导石库门里弄再生为代表的遗产保护,正是借助更具多样性的价值议题来促进管理中的观念、目标和策略修正,这种发展再平衡的介入,必然唤起对既有再开发模式的重塑,特别是对再开发引起的大规模空间人口置换进行适度约束,以及对历史居住空间的城市功能的再认识。

其次,基于城市再开发资源在上海中心城空间的相对集中现象,如何提高市场利益导向和公共利益导向的再开发合作水准,是城市“提质增效”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既有的再开发模式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功能、空间、社会一体化目标时并不适任,成为更公正的“都市性”的发展障碍。如果要有所改变,则“在老的城市肌理上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类型”是值得探索的目标之一。

最后,历史保护的兴起反映了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结构性问题,即空间体系中的区位竞争。既然中心城是好的,那么谁将留在这里?因此,未来上海中心城历史区域的人口社会构成、城市活力及其空间形态,需要重新定义。体现在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和住房类型这两个问题上,挑剔的说,现状的城市发展政策在前者上的粗放和后者上的僵化是明显存在的,到底中心城的居住功能与其它核心功能之间有何互动?一刀切的住区规范和城市规划技术条例是否适应中心城的多样性住房需求?相关的城市再开发与土地利用模式调整、功能混合和城市活力的关系为何?这些仍有待深入研究。

此外,在人们对石库门里弄重新作为大众化生活空间的前景缺乏信心的背后,存在着对中心城空间体系的价值偏见,社会普遍习惯于按照房地产开发定义的“地段”差序格局把城市空间价值视为一个向心的垂直体系,而非一个混合的、平等的网络体系,这些忽略文化多元、社会平等的片面见解决定了上海和其它全球城市之间还存在距离。

近年来,基于存量发展的“城市更新”概念获得较多期待。但此时的“城市更新”和较早的“旧区改造”之间有何区别?严格管控新增建设用地,意味着优质的中心城再开发空间资源其稀缺性得到放大,中心城历史街区的再开发吸引力理应陡增,沿着这种逻辑看,石库门里弄怎么摆脱被拆除的再开发机制惯性呢?

再回到实践上看,旨在促进增长的政府意志和法定规划工具的密切结合、“二次征询”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房屋征收办法、容积率奖励政策支撑的市场化开发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完整严密的再开发机制,甚至形成了中心城再发展的路径依赖,那么问题来了:现状机制里存在自我扭转、推动石库门里弄再生的实践空间吗?

对作为文化遗产和大众化生活空间的石库门里弄,寻求实现其城市再生,需要历史保护和其它城市事务从各自的着眼点上集中到“促进城市社区发展”这一共同问题上来。石库门里弄的危机背后,一方面源于城市空间构造缺乏弹性、设施水平严重落后和内部社会矛盾淤积;而另一方面源自社区主体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缺乏,导致无力承受来自上部的政治决策和来自外部的投机资本的联合冲击。最终使石库门里弄沦为“增长机器”的一部分原料。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很多方面都源自城市发展和社区发展的脱节,由此造成空间再生产方式单一、空间形态创新不足、空间资源利用短视以及空间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并使我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缺乏多样、优美而人性化的场所,石库门里弄的消失就是这个城市问题的典型体现。通过促进社区发展来实现石库门里弄的再生,进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亦能更好的证明当代历史保护作为城市事务之一的当代核心价值——理性质疑体制、帮助社会介入空间变化管理、尊重城市事物的价值多样性。

(本文转载自《建筑遗产》2016年第4期,经删减编辑,由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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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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